那么我们如何在方法论上处理好整体性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呢？哈贝马斯认为可以通过把生活空间分离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方式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在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工具主义倾向之后，建议把社会同时作为体系（系统）和生活世界来分别加以构思。[19]尽管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体系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地方化。在一个区分化的社会体系中，生活世界萎缩为一个下属体系。而且体系与生活世界脱节，在现代生活世界之内，首先反映为物化。[20]但是哈氏仍强调生活世界作为自主性范畴被予以研究的重要性。同时，这种研究虽以外来力量的控制为前提，但也需关注生活世界在交往中的自主理念。哈贝马斯这样说道：
社会系统在这里被看作用符号构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社会系统是从下述观点加以考虑的：它们能够通过控制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环境，来保持自己的界限和继续存在。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21]
哈贝马斯实际在告诉我们怎样区别已被国家控制所污染的社会及尚能多少保持自主空间的生活世界的区别。按照现代化理性的“祛魅”逻辑，现代因素越是深入到非西方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生活世界的空间就越趋于萎缩，直至最后消失。可是用这个过程检验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却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因为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被排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渗透的范围之外，在中国国家力量的强力整合之下，属于所谓“封建迷信”的各种宗教和宗族活动一度被整肃得销声匿迹。尽管国家打着“科学”的旗号实施取缔行动，但采取的却是相当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所以真正西方化的思想无法进入农村地区。而当国家经过改革开放走出封闭体系之后，现代化的科学理念可以毫无阻碍地在内陆农村传播时，宗教活动却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这种悖论现象的发生肯定不是国家创构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外缘因素所能单独予以解释的，因为传统复兴不是国家塑造和推广的结果，而恰恰是国家压抑后的反弹现象，我们只有投入更多的力量从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其变化的轨迹，才能使解释增加自身的说服力。因此，从国家创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未必能取代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取向。对于人类学等视角而言，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因时间（历史）、空间、对象、概念等多维度的差异而时常呈现为错综复杂的面相，人类学家并不试图通过一个或数个社区或个案的微观研究做出整体性的推论。然而小型单位的地方和个案分析完全可以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事实上是不可替代的角度，因为借此我们能够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22]也即是说，社会史研究应转向长期为人类学所掌握的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s）和小进程（micro-processes）的研究，这就是国家—社会框架尚有借鉴意义之所在。[23]当然，对研究工具的反思仍是需要时时进行的过程，比如人类学界力图把“文化批评”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尝试，就多少克服了“世界体系论”过多强调外力作用和解释人类学过度钟情于原始社区形态的弊端，很值得中国社会史界加以借鉴。因为当我们自信地宣称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有资格研究中国历史时，其实我们自己可能早已更深地陷入了西方设置的现代化论陷阱，所以我们的中国社会史界同样需要一场文化批评式的自我检视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