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推行“新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教育等于读书”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他还发现，“现在高谈学校社会化，或是社会学校化的地方”，学校教育与社会也是隔离的，明显的表现是学校教育“漠视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他到晓庄后进一步发现：“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训分家。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育智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所以普通学校里，有一位教务主任专管教育；又有一位训育主任专管训育。”陶行知深刻认识到，上述种种问题，是对教育整体功能的破坏。他从教育的本质出发指出：教育必须与人的现代社会生活密切结合，指出“书只是生活工具之一种，是要拿来活用的，不是拿来死读的”，要求学校“拆墙”，“拆去学校与社会中间之围墙，要把“社会的中心问题”，作为学校教育的中心问题来学习和研究，从而使学校教育“达到亲民亲物的境界”。对于学校内部，他则主张教学做合一，因为“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动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令人深思的是陶行知发现的教育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教育改革希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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