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讲西方文化都带有一种“外倾性”，物质形象化之逐步进展，一定会到达一限度，前面便苦无路，人的精神到时就衰下。一衰下，就没有办法。这些都从最简单处讲，既不是讲哲学，也不是讲历史，只是些亲眼目睹的情形，也说不上是创见。西方学者从经济发展来讨论文化盛衰的，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也认为大都市集中到某一限度，就转向衰运。古代的罗马，近代的美国纽约就有其相似处。进一步，乃有马克思的“唯物哲学”与其“历史必然论”。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他对西方历史进展不能谓无所见。固然西方全部历史不能如马克思那样简单武断，但其有所见处，也不该全抹杀。至于我们中国人说历史，如“天运循环”，“暑往寒来”，这一理论，西方人是不易接受的。但即拿人的生命来讲，生命走入物质中，从生物学讲，每一种生物，发展都有一最高限度。到人类形体，几乎是再难演进了。人又不能不死，起初是生命依赖物质而表现，生机在物质中，但物质限制着生机，物质变化，生机坏了，生命亦跟着坏。任何生命不得不依赖物质。有物质就有死亡，生命只有转向新物质体中去求再生。这是一个很粗浅的譬喻，但在这譬喻中，实可把中西文化历史联挽在一起来作说明。下面我将转说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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