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反赤宣传，在当时民众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亦是一个值得考察而又难以考察的问题。恐怕很难说，军阀的“反赤”只是自说自话，根本没有民众基础。当时《大公报》有社评写道：“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所谓“常人”，即是普通大众。以那时普通大众的认知能力，“共产公妻”之类的宣传，未必没有相当数量的受众。当时《大公报》即认为，孙传芳“利用社会反对共产之心理，专攻蒋介石亲俄赤化一点”，乃孙高明之处。
南北各方在竞相宣传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新闻的控制，致使新闻消息难辨真伪。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前夕，《大公报》即谈到：“自岳州失守以后，武汉形势骤形紧张。国民党素以宣传见长，南方既居胜利地位，民党消息益多过甚之辞。如武昌陷落之说，京沪宣传已逾三日，实则迄无确报也。吴子玉（佩孚）因民党善能制造空气，故于武汉间压迫言论无所不至，而吴系机关新闻之努力宣传，更亦不在民党之下，吴系势力范围，不特无异己者言论存在之余地，举凡中外新闻电报在汉口发出，除受严重之检查以外，且每经汉口电报局删改，不利吴方之消息，往往被改为正反对而供吴方之利用。矧电报迟滞，新闻阻塞，重要专电常落快信之后，所谓方面消息之传播，殆限于不可能之境。若夫外国电报亦未可信，缘外国新闻电报之被干涉，几与中国电报相等，而外国新闻记者之受利用与欺骗，则又驾乎华人而上之，其不可信，盖非无因。至于外国海陆军人与领事馆员之报告，每因囿于闻见，所报亦未必悉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