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焚书》卷五）
他痛恨宋明以来只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造成“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在推倒了孔子这一“千古一尊”的偶像后，他对历史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是非观。
与正统观念相左，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之帝”；在“女人是祸水”论前，他敢说武则天有“知人”之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爱养人才”，乃“聪明主”……一反程朱理学复古倒退的“三代之治”论。
他把圣人还原为凡人，这颇有西方启蒙思想。他认为圣人、凡人皆是“率性而为”，并无“高下”之分，“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并没什么神秘及超凡人圣之处，他甚至说：
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