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哈贝马斯所说，风格相对宽松的是沙龙，其中有现代交往规则，却不是现代话语空间。那时有一个潮流，科学院院士、检察官、资产阶级、贵族、大小金融家的夫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沙龙。[423]这些沙龙塑造主流思想风格，对既有权力体系有所指责，又离不开它的保护。莫尔莱记录了沙龙聚会的情景：达朗贝尔、雷纳尔、爱尔维修等人到若弗兰夫人家用餐，之后到杜依勒宫找朋友，获取宫廷的消息，然后在一棵大树下高谈阔论，抨击政府，“无拘无束，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由”[424]。这样的交谈流传于不受权力监视的私人话语世界，即使有尖锐的批判，受权力谴责时仍有通融的余地。
革命前的三十年，学者的思考变慢了，学术圈开始封闭。[425]法兰西学院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据，也向普通人开放，18世纪下半叶，它的保守性愈加明显，少有创新，“像个失去芳华的妇人，不再楚楚动人，只愿接纳某一类文人，或能保护她的人”[426]。关于科学艺术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很少能清楚地阐述一门学科的原理。[427]法国报刊没有独立意志，内容沉闷无聊，代表型公共领域胜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法国信使报》有固定栏目，戏剧、诗歌、国外来信、宫廷近况、读者来信等。为吸引普通读者，该报力求确立读者与作者的平等关系，对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伪真理有冲击，但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它惯于回避问题，多刊登温和平庸的文章，诸如《关于如何减少病人痛苦的问题》。[428]18世纪中期，阿维农地区有一个文人交际网络，以加尔维（Calvet）为首，成员主要是当地人：画家柏茹（J.-B. Peru），古钱币学家、古物学家安塞姆（Anselme），印刷工人尼尔（J.-J. Neil），内科医生、植物学家、自然史学家维卡里（D. Vicary），外科医生帕玛尔（P.-F. B. Pamard），药剂师和实验哲学家格兰（J.-A.-R. Guerin），还有几个有爵位的贵族及其亲属。[429]他们的兴趣不同，有互相尊重的客套仪式，却无明确的批判意识，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有区别。这样的空间没有独立的思考力，只是在不触犯王权和教权的限度内寻求知识，公共领域的革新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