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于魏也与蜀异。蜀地褊小，诸葛亮知其不足自守，故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仍岁出兵，以攻为守。蒋琬、费祎、姜维，亦仍斯志。吴则据地较广。北方之兵，不利水战，进取较难。大帝在位虽久，自取荆州之后，稍已衰迟；魏自武帝崩殂，文帝、明帝继立，其才更无足图混一者；故虽仍岁交兵，迄无大举也。魏明帝大和二年，孙权黄武七年。吴鄱阳大守周鲂伪叛，以诱魏扬州牧曹休。明帝因之，使司马懿下汉水，休督诸军向寻阳，贾逵向东关。即濡须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诏懿驻军。见《贾逵张郃传》。权至皖口。在今安徽怀宁县西。使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县东北。是役也，全琮与朱桓为左右督。桓议断夹石挂车道，在今安徽桐城县北。则彼众可尽而休可虏。因此乘胜长驱，以规许、洛。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据《魏志·贾逵传》，时明帝诏逵与休合兵，逵已疾行据夹石，时魏兵颇盛，吴即用朱桓计，亦未必能有大功也。是岁，曹休卒。满宠代督扬州。青龙元年，吴嘉禾二年。宠疏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军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犄其归路，于计为便”。诏报听。权向合肥新城，遣全琮攻六安，后汉侯国，治六，今安徽六安县北。皆不克。明年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睢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宠欲拔新城，致贼寿春。明帝不听。七月，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景初元年，吴嘉禾六年。权遣朱然围江夏，全琮袭六安，皆不克。废帝正始二年，吴赤乌四年。四月，权遣全琮略淮南，诸葛恪攻六安，朱然围樊，诸葛瑾取中。(14)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其地在当时为沔南沃壤，见《吴志·朱然传注》引《襄阳记》。五月，魏司马懿救樊。六月，吴军还。零陵大守殷札言于权曰：“曹氏丧诛累见，幼童莅事，宜约蜀乘时大举。若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权弗能用。《权传注》引《汉晋春秋》。四年，吴赤乌六年。诸葛恪复攻六安。五年、吴赤乌七年。七年，吴赤乌九年。朱然再攻柤中。袁淮言于曹爽曰：“吴、楚常为中国患者，以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田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当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略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若徙之淮北，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不从。《魏志·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嘉平二年，吴赤乌十三年。都督荆、豫王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大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吴使陆凯拒之。皆引还。明年，吴大元元年。王基、陈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置南郡之夷陵，以居降附。又明年而权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