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分析了《忏悔录》的一个场景，卢梭、玛丽永（Marion）与丝带的故事：卢梭偷了维塞利（Vercellis）夫人家的丝带，诬陷是女仆玛丽永干的，她是个聪慧和善的小姑娘，人见人爱，却被赶走了。卢梭对此印象深刻，1776年又在《漫步遐想录》中提及，“这个谎言的罪过够大了，我对其后果始终一无所知，内疚使我将之想象得非常严重，罪过就更大”。对于卢梭的目的有很多解释，1787年1月，《文学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说他偷窃成性，“头脑中满是浪漫的想法，像个受不良教育的孩子，没有谋生的本领”[171]；加多（C. Gardou）归咎于病态的敏感，“因偷窃丝带受盘问时，他难以控制言行，所以有反常”[172]。但对于德曼，那不是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而是宗教问题。除了表达悔恨之意，卢梭阐述谎言的修辞是炫耀性的，“卢梭注重的是那个用语言构建的公共场景，偷窃的事在其中更有意义”[173]。
要忏悔的人，写一部《忏悔录》就够了，卢梭多次提及此事，以雄辩的修辞构造了自我审判的空间，不能救赎灵魂。“以忏悔的名义辩解，毁坏了忏悔仪式的严肃性，使之成为自我毁灭的话语。”[174]既然忏悔与辩解是不同的风格，为什么卢梭要以忏悔的名义，而不采纳自传风格？《忏悔录》里的观念错位（信仰与自救、辩解与忏悔、现代与后代）是否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