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经历过战争对人类心智和知觉的扭曲，深知人们容易接受人为的概念——“一些虚假的必然性”:畅通的河道如何成为国界，看似精细、抽象的地图为何经常影响政客的决策，种族概念缘何“萦绕10919世纪的思想界”,抽象或缺席的黄金如何扭曲了商业交换。在研究与教学中，布洛赫一贯自律，与历史学者天生的“惰性”相抗争。这种惰性往往使人偏好貌似可靠的抽象解释，而不是努力去追溯某一现象的独特源头。①
布洛赫致力于寻求历史更广泛的定义。像皮朗那样，布洛赫植根于祖国，心系法国和法国人民，始终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比较的主体。战后不久，布洛赫便将大部分教学、写作和研究重点放在法国君主制度的嬗变、法国国家统一和文化发展上。他不仅研读经典名家伏尔泰、米什莱、基佐(Guizot)、库朗热和拉维斯，也涉猎当代著作。②在完成论文《国王与农奴》后，布洛赫便在法国和英国进行深入调研，着手准备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国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