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汉章帝在正经义、制汉礼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召开御前会议的方式，由各方面人物讨论《五经》经义的异同，最终由“帝亲称制临决”，即由章帝本人裁决学术思想文化的是非高下。这种仿照其先辈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并由宣帝“亲称制临决”的做法，无论其方式和思想实质，都如出一辙！不难看出，从武帝举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宣帝石渠阁会议“上亲称制临决”，再到章帝白虎观会议“帝亲称制临决”，显示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建构新型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对于礼治模式建构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汉代最高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干预学术思想文化，利用儒家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征。政治利用学术，学术被政治利用；政治家对儒学实行为我所用的方针、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以求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是汉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显著特点。当然，这也是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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