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为这次修历制定了一个很高的追求目标，那就是所造新历能够“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又须穷原极本，著为明白简易之说，使一览了然，百世之后，人人可以从事；遇有稍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10]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徐光启确定了修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大量翻译、整理西洋历法文献。欧洲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误差日重的情况下，于16世纪末开始修订工作，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公布新历，即格里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它汲取了西方国家（包括非洲和西亚）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精密度较高，超过了《大统历》。徐光启等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西洋历书的目的，便是要“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11]，洋为中用。二是加强天象观测，因为历法是否准确，取决于它是否能正确反映天体的运行规律，并依据天体运行规律确立各类时间标识，所以徐光启提出治历“必准于天行，用表、用仪、用晷，昼测日，夜测星”[12]。在制订译书计划时，徐光启本着“以前开后，以后承前”[13]的原则确定了译书的节次六目：（1）日躔历；（2）恒星历；（3）月离历；（4）日月交食历；（5）纬星历；（6）交会历。同时，徐光启还提出了每一部天文历法著作的翻译必须注意的“基本五目”即五个要点：一是要有“法原”，即天文学的基础理论和球面天文学原理；二是要有“法数”，即各种天文数据，包括天文基本常数；三是“法算”，即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几何学和三角学；四是“法器”，即各类天文仪器，如望远镜等；五是“会通”，即把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学与西洋的天文、历法学加以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