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万历年间由于他不管、少管、懒得管，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空前，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堪称前所未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闻所未闻。我相信，人类作为地球上的命运共同体，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不会留下时代的空白。这一场与西方世界同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文艺复兴运动是全球走出愚昧、走出奴役，随着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研究这两位戏剧家的来龙去脉，就会懂得他们同时展现出超人的戏剧天才，似乎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第一，是这个时代需要大师；第二，是这个时代催生大师；第三，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决定那个时代会不会、能不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经济，是财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白银。莎士比亚这个手套匠的儿子，公元1585年，时为中国万历十三年，从家乡来到伦敦谋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船旗飞扬，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这座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尤其是公元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强大而且富足。莎士比亚来得正是时候，他很快在剧团找到工作，很快因剧本而大赚英镑。而伦敦人吃饱喝足以后，就会走进剧场消磨傍晚。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愈发达，文化消费愈盛行，文化消费的高涨，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兴旺，这充分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甚至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王陛下，也成为莎士比亚的忠实粉丝。于是，莎士比亚征服了伦敦，也征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