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学者的研究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我们有幸身处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得以观察和体验到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大时空跨度、时空交错下的社会冲突和融合、继承和扬弃、压缩与延伸，并且我们得以在个体的有限生命时间和活动范围内，亲身“参与旷世难逢的大变局”，这是那些生活在西方已经定型化了的社会中的学者们难以得到的机遇和条件。
然而，我们这一独特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地转化为大胆创新的强烈的自信心。恰恰相反，这一优势却被掩盖了、弱化了。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正如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一样，在学术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对此，著名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教授深有体会。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林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本质：“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公正’而‘褊狭’的态度……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所谓“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西方学术的这种强势地位，对学术话语、学术评价标准的霸权，迫使非西方学者就像“聪明能干的孙悟空总在唐僧的咒语和控制下”一样不得不屈从和就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