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可以发现，洋务派常常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冒险冲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派认为墨守成规已经无法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57]洋务派的干将刘铭传和丁宝桢也不无忧虑地说：“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58]“今强敌各擅长计，中国独不屑蹈袭，以为墨守故常，不难角胜，且以为可以购求于外洋，此实自欺欺人之语，固必不可得之势也。”[59]可见他们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的统治术已不足以应付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形势，固守已有的一套统治方略无异于置己于绝地。为此，他们常用中国传统的变异思想来鼓励自己，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他们认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勇于打破千百年来的成规旧习，敢于创造新事物、新局面，通过发展洋务特别是发展机器工业来找寻解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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