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守仁没有想到，他的门人后学并没有因他的调和努力而统一，反而在他去世之后，因对本体、工夫的争论在思想上分裂成左、中、右三派。
所谓王学左派，包括王畿及泰州学派诸人。他们坚持“四无”的观点并在后来向极端发挥，强调良知的先天天赋性，否定对良知的体认表现为一个不断研习去蔽等所谓修为工夫的过程，认为良知既然是现成见在的，那么“本体即工夫”，只要通过主体在现实活动中触机顿悟就行了。所以王畿说：“不学不虑，乃天所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学虑，故爱亲敬兄，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惟其触机而发，神感神应，然后不学不虑，自然之良知也。”[16]
王畿等人的“现成良知”说，到了泰州学派的手中，又向极端发展，不但认为天赋的良知就是见在之知，自始至终都是以现成的、“不能拘之蔽之”的形态存在于主体之中，工夫对致知来说亦没有意义：“良知无时而昧，不必加致，即明德无时而昏，不必加明也。”[17]而且又进一步把主体的道德意识直接化为穿衣吃饭等“百姓日用”的具体行动：“良知天性，往来古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18]并由之引向“不知不识”，摒弃知识的蒙昧主义：“不识不知，然后能顺帝之则。今人只要多增闻见，以广知识，掺杂虚灵真体，如何顺帝之则？”[19]“汝且坐饮，切莫较量，一起较量，便落知识，但忘知识，莫问本体。”“智故日增，障碍反重，实不如今日未雕之体。”[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