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初中即已开始的漫长难愈的抑郁倾向，我的一切行动皆是在有意无意地寻求精神的拯救和治疗——小到读一本书，写一篇论文，大到恋爱、交友、寻师。我渴望有一道光，将自己从深渊里打捞出去，渴望奇迹降临，震碎那个让我窒息的玻璃罩。
可以期待而又不必自己争取的唯一奇迹，恐怕就是任洪渊老师的课了。他能做什么呢？我甚至不敢和他说一句话。可是，他有词语。他的词语显然点燃和照亮了他自己。他生于1937年，其时已54岁，但他的语言全无从“文革”中匍匐过来的痕迹（“我没有进入那个年代的词语”，他说），反而有着青春的骄傲和奇崛（是的，90年代，青春还是敢于骄傲奇崛的）：“生命的影子并不具有影子的生命。艺术只崇拜唯一的，却十分轻蔑第二个。”能这样说话的人，难道不是自由的吗？难道我不该循着他的词语，找到我的词语，把自己救出去吗？我就是这样带着治病救己的心理，听他的课。“生命”“原创力”“创造性的”“第一次命名”“身与头”“头与心”……是任老师随身锦囊里的关键词，它们于我，是重造生命的力。
如今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有的十分蔑视中国当代文学，认为这是许多不学之徒的寄居地，还有些“弃暗投明”之前沾染过这个专业的，也不愿再提及。但对30年前的我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任洪渊老师勾勒的图景，充满了感性的奇遇和理性的冒险，是西方传统和中国诗学的激烈碰撞之地，是以创造为第一推动力、正在诞生和形成的新天新地。与做学问、“研究文学”相比，我感到参与构造这图景更有魅力——也许它的活力能治愈我的抑郁，使我换一个人，而做学问不能。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虽然在我这一届，任老师不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