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如果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坚持认为文化研究一直与美学问题相关，那么正像贝魯贝对亨特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个紧密相关的目的则是确立非法性，并宣布文化研究“初期”阶段的结束，而初期阶段主要从塑造社会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待美学。事实上，《文化研究美学》所辑录的文章不仅旨在开创一个新时代；为达此目的，它们还必须篡改文化研究的历史，以证明“真正的”文化研究从未涉足过文化的阶级政治。这一篡改计划作为主要目的，潜藏在丽塔·费尔斯基的《美学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The Role of Aesthetics in Cultural Studies)之中，这篇文章也是《文化研究美学》的卷首文章。与贝鲁贝一样，菲尔斯基要反驳她所说的那种把文化研究与艺术、美学敌对起来的主导性论述，并反对“反美学已成为新常态”(28)的观点。抛开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唯物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日益边缘化、而154非主导性的事实，费尔斯基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把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研究领域中彻底替换掉：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删除。也就是说，费尔斯基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强调一切文化理论的论辩本质，也不是认可“美学”等概念是久已有之的争论场域，而是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划定文化研究和美学共同具备的组构成分。而二者中共有的部分并不是“意识形态批判”(30)。“在许多近来的论争中，”费尔斯基认为，“进行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心怀疑虑地审视艺术作品，揭露它们作为压迫性工具的真面目。这意味着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理解它们，我们得否认艺术的真理以揭示出政治真相。”实际上，费尔斯基坚定地认为，文化研究从未关心过阶级或政治，以致她主张不应把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看作一名“文化研究”理论家，他仅仅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她向那些仍坚持文化阶级批判以及渴求更具肯定性分析模式的人做出了解释，坚称他们不应依据詹姆森的论著来否定文化研究，因为“他做的不是文化研究。他的论著在精神上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更像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盛行的流行文化的悲观看法”(30)。费尔斯基似乎把文化研究当成了俱乐部，并坚决要看守大门。会员资格取决于对所有流行文化的肯定性接受，某种程度上，理论家们只要考察了文化如何再生产出阶级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就会丧失自己被纳入文化研究界的权利。当然，费尔斯基明确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研究领域中剔除，这种企图的讽刺之处在于：她这么做的同时又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化研究(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试图“拓宽艺术的定义”(32)。费尔斯基主张一种更“开放的”(因为是“肯定性的”)文化研究，但她又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问题上极度地排他。她想抵制把文化研究“简化”为单一文化分析模式的做法，却又轻易地认为，所有意识形态批判都是一种“对流行文化下意识的否定”,意识形态批判仅仅为了“搜捕文学作品并对它们进行裸身检查”(32)。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狭隘的“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