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郭在福州城外栖住月余，“意甚相安”。10月间，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至福州查看码头，徐继畬奉饬出城与晤，德氏认为英国领馆“卑陋”，要求另觅新址。德氏去后，李太郭即致函徐继畬，要求在福州城内白塔寺附近地方租房设馆，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以“白塔寺地居省会之中，民居稠密，一旦该领事移入居住，舆情是否相安”为忧，未敢遽允。“其时绅民许有年等亦已闻知其事，即联名赴藩司衙门呈请谕阻”，徐继畬遂以“民情不顺”为由，拒绝李太郭之要求。同时，刘韵珂等移咨耆英与德庇时交涉，“转向李太郭阻止”。李太郭复又提出租赁福州城内鸟石山积翠寺数间空房为址，刘韵珂、徐继畬等“再三固拒，而李太郭以城外恐有水火盗贼之虞，坚求入城，词意激切”。结果，1845年初，福建当局无奈遂许李太郭向积翠寺僧人租房，移入居住。2月底，李太郭经由德庇时调任驻厦门领事，驻福州领事职改由原驻厦领事亚利国任。亚利国至福州后，亦经由福建当局允许，寓于积翠寺内。
二　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
福建当局允准英国驻福州领事进入福州城选址设馆，复被德庇时援以为例，进而在广东向耆英提出要求，英使馆欲移驻广州城内。1845年12月，德庇时利用清政府将于1846年1月依约交清赔款、英军应遵约从舟山撤军之机，拒绝接受清政府的最后一批赔款，向耆英提出待进入广州城后，再行考虑英军自舟山撤退之事。于是耆英以事关舟山收还，连续上奏清廷，陈述准予英人进入广州城的利弊。耆英认为，英人坚持要求进入广州城，“立意甚坚，兼有各国夷人从中怂恿，其势不如所请不止。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并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拒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但他既怕坚拒会“致生枝节”，又复担心答应英人要求则“粤东民心浮动，众论不一”，因此请求道光帝授权“体察情形，酌量办理”。12月21日，道光帝谕示耆英，令其向英使说明“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粤民素称强悍，且恐良莠不齐，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要求耆英拒阻英人进入广州城。但英使仍然固执前说，要求入城。耆英复向清廷奏陈，英使现将舟山撤军与广州入城二事“牵合为一，借以挟制”，“若不允所请，恐未必即肯退还”。同时，“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论允洽，骤准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1846年1月10日，道光帝因顾忌英人借广州入城之端不肯依约从舟山退军，只得下谕：“即使准其入城，如何予以限制，严明条约，俾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同时，他对英人借端要索，也自甚为恼火：“求进广州省城既非条约所有，该酋屡次渎请，究竟是何意见？且民情不顺，即易滋事端，恐生枝节……若舟山交还，自当以银两全清为断，与进城一节毫无关涉，何得因此议未定，借词挟制，有意迁延？”他心中虽然有些怨怒，但还是原则上准允英人进入广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