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做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出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弄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感到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四处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蒂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的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紧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头，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谟[21]。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出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出卢森堡夫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深厚，使我不该冒这种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她尽管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管说出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