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因而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许多疑难问题解决起来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也很有意义。在中国办事情，只要有了某个领导的批示，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其成功率也会高得多，而且领导的权力越大，办起事情来就越容易。失踪几十年的“北京人”之所以几经周折，又在这个时候提到国家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并设专案组立案侦查，就是因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做了专门批示。如果北京方面也有一位掌实权的领导人对此作个专门批示，北京市公安局肯定也会积极投入到这个案件中来。那么，到底去找哪一位领导出面合适呢？
张森水首先想到一连串北京市委领导人的名字，但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家，只顾埋头搞自己那一份科研，对领导层既不熟悉，也从无来往。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