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在美国，也可能会被劝服开工，像主管那样，试验老员工是否会如约复工。但我的合伙人并不是让新员工开工，而是我们数以千计的老员工自愿要求开工。这点很关键，我们奉行不聘用新人，等待老员工复工的原则，的确就是这样实施的。当初要是一直等到老员工主动要求复工该多好啊，就不会发生罢工者枪杀州政府官员事件了，幸好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派出了8000人的军队，控制了这个局面。
罢工高涨时期，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行，两天之后才收到消息，那是对我伤害最深的事情。荷姆斯泰德罢工，在我商业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以新的标准来算，由于使用了新机器，那些罢工者每人每天能挣4至9美元，比之前多出了30%的工资。
在苏格兰时，我收到了工人联盟办公室人员发来的电报：“尊敬的老板，请告诉我们您愿意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做到。”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是太迟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工厂被政府控制在手中了：太迟了！作为卡内基工厂的所有者，员工惨遭杀害，仅此一条就足以让我背负罪名许多年。
但毕竟还有令人宽慰的事，朋友们纷纷来信，表现出极强的同情心。另有一件，就是让我接任马可·汉纳议员的全国市民联合会主席。该联合会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组建，其目的在于通过相关措施缓解雇主与雇员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不幸的是，马可·汉纳议员突然去世了。副主席奥斯卡·斯特劳斯邀请我到他家中用餐，并见一见联合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晚宴快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起身致辞说，有关汉纳先生继任者的问题，所有劳动团体都希望我能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有许多劳动团体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表示同意斯特劳斯先生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