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教育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认为教育是城邦要务，唯有教育才能使城邦公民团结统一。他说：“城邦应该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唯有教育才能使它成为团体而达成统一。”[24]他明确指出，国家应大力创办与管理教育，因为教育对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体必将毁损”。为此目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教育应由法律规定”的主张，目的在于把教育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他明确提出，儿童和需要教育的各种年龄的人都应受到训练，为把城邦治理好，需通过法律的规定，要求全邦公民受教育。并且特别提到了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妇孺的善良与否的确有关城邦的优劣，妇女占据全邦人口的半数，而儿童则不久就要成长为公民”[25]。
在谈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应成为对人们进行“法治的工具”，儿童教育和公民教育应符合于其政体所依据的精神和宗旨。他说，国家的法律是根据理性来制定的，而各种法律的具体内容必须使全体公民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遵循法律的要求去处理事务，社会秩序才能安定。这对于巩固统治和顺利开展社会民主生活是十分重要的。他把城邦实施“法治”与进行的公共教育联系起来。他说：“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他们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26]他认为，在保全政体的诸种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27]。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城邦的统治必然失去稳定。“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治，而公民缺乏寡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28]亚里士多德提出，必须按政体的宗旨和精神来施行公民教育，“……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结果”[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