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会的会约和规约来看，明代书院的讲会已趋于制度化和正规化，尤其是讲会已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学术集会时，这些会约或规约，显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它促进了书院的教学与社会学术活动的结合，使明代书院的讲会达到了更高水平。
书院的兴盛是由于讲学之风的倡导，而它的设立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明朝前期百余年间，书院教育和各级学校相似，其宗旨不过是程朱理学的传习和阐释。明中叶以后，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讲学活动推动了书院的兴盛，直接影响到书院的学术趣向。
王守仁和湛若水讲学的基本宗旨就是树起陆学旗帜，宣扬心学理论。但不论是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还是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其根本点是强调内心的悟性。然而，他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的书院教育内容也各具特色。如白鹿洞书院，自朱熹为之题写《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以讲求朱子之学为主的一所书院。虽世事屡有变迁，这一宗旨却没有多少变化。成化三年（1467年），理学家胡居仁入主白鹿洞并为书院订有学规，大体亦是推衍朱熹学规的基本思想。白鹿洞学术宗旨的逐渐改变，还是随着“心学”的兴起和传播而受到影响。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其门人蔡宗兖受聘主洞事，王为之题写了《大学》、《中庸》古本及序刻石，这是阳明心学在比较高的层次上影响白鹿洞书院学术宗旨的开始。嘉靖九年（1530年），信奉湛若水之学的知府王溱，将湛若水所著《心性图说》、《四句总箴说》刻石于白鹿洞，并成为书院的重要教材之一。之后，王、湛学派的学者易主洞事，这自然对白鹿洞的学术取向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