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锦绣文章，任先生也是颇为自负的。2008年10月16日，我参加北师大文学院举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天午餐时，与任先生坐在一起。得知我是童老师的学生，他说：“童老师有本研究生教材，其中的一段文字是我写的。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有段文字也是出自我任某之手。后来刘再复见我，便拱手而言：‘与你相比，我还略输文采。’我立刻作答：‘你岂止是略输文采？’说完我们相视大笑。我没有谦虚谨慎，而是借坡下驴，反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俩的距离。”但说出这个秘密之后他又反复叮嘱，“此事你知即可，不必外传。许多年之后，这种事情也许会成为美谈，因为这里面有文人的互文性。”
为什么任先生舍得让自己的文字进入童、刘书中而自己甘愿做无名英雄？为什么童、刘二人愿意接受这种馈赠？本来我有些好奇，却并未打听下去，也就任由他说到哪里，我听到哪里。直到任先生去世后，一个公众号推送他怀念刘锡庆先生的文章，我才偶然从中看到了部分答案：“我在北师大的两位同代人，我亲近过的二庆，童庆炳已经走了，刘锡庆也走了。我的四周更加空旷。不能回头眺望了，中文系离我更加遥远，遥远到渐渐迷蒙，消失。为我这个还乡的陌生人，1985年，童庆炳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任洪渊论》，15000字。1982年的刘再复评论，1983年的李元洛评论，加上1985年的童庆炳评论，是我20世纪80年代站立的诗歌三脚。一种装饰吧，我的报答是为童庆炳的一部美学论著，插图一样插写了三页当代文学文本解读。王一川有一次用他那种欲辨其意的口吻问过我，我对他惘然一笑。但是在锡庆生前，我还来不及回报一个字。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怀疑，在一个普世拜物的年代，我的这些无物而且无值的词语，岂能当作什么回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