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正像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的危机一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我们必须解除附着于正直这个概念上的空洞的道德说教，让它有具体的正直概念的性质。如果说在远古时代人生的前提是人的直立行走，那么可以说人生只有通过灵魂的直立行走，通过十足的正直才能实现。这种正直没有受到任何“似乎”的诱惑，因为它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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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人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交谈。尽管每个人都求助于他人，但是他实际上是在对一个虚拟的上诉法庭说话，这个法庭除了听他说话外不包含其他内容。在《樱桃园》里，契诃夫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状态。在那里，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惟一用途是互相交谈。然而是萨特把它提高到了存在原则的高度。在契诃夫那里，它还是以自闭者的缺失的面目出现。萨特把会话者之间的壁垒看成是根本不可逾越的。对于他来说，人只是直接与他自己相关，只料理自己的事务，这是人性之必然。他人内心的存在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既不存在与他人的直接关系，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这也许是现代人的恶劣的宿命论的最简洁的表述。它把退化看成是人类不可变更的本质，把陷入死胡同这样的不幸视为人的命运。它把每种有突破性的思想称为反动的浪漫主义。真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多大程度上迷失了真正的自由之路和失去了我与你之间的自由给予的人，为了回应这类认识的绝对性要求，必须亲自践行率直的品格——即便他是地球上惟一这样做的人，也应坚持到嘲讽者遭到了恐惧的打击，并听到了他们自己的被压抑的渴望的声音，才能背离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