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众的分裂更严重。1766年12月亲历争论的杜潘（Dupan）观察到，“巴黎人有支持卢梭的，有反对的，像是大规模的战争”；拉里奥（Laliaud）批评达朗贝尔招惹事端，“想到他在其中的角色，及其写给休谟的信，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卢梭曾给杜宾（Dupin）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此时，这一往事成了外界羞辱他家人的借口。[81]
伏尔泰是复杂的角色，他的作品一贯冷静，饱含讽刺，但狡黠的笑容之后是迷惑的心。18世纪初，因与贵族的仇怨，他赴英避难，对那里的自由与宽容有好印象；1756年七年战争之初，英法对抗，他向军队捐钱造军舰抗击英军；而1759年获悉英军攻占法国殖民地魁北克后，他在费尔奈庄园演戏庆祝。1748年，他的《论戏剧》（Dissertation sur la tragédie）对莎士比亚不敬，“《哈姆雷特》是粗糙野蛮的作品，法国和意大利最普通的人都不会认同”，“《尤利乌斯·恺撒》是幼稚的风格”。约翰逊博士得知后予以回击，1768年沃波尔批评伏尔泰对英国戏剧的恶意，“费尔奈的‘大主教’不能这么粗鲁”[82]。伏尔泰维护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又服膺英国现代精神，他乐于看到卢梭难堪，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我觉得这一切对于文学是不幸的，要去除坏掉的部分（指卢梭，译者注）”[83]。但面对外国报纸对同胞随意取笑，他又难以接受。在青年文人面前，他是古典主义者，不喜欢标新立异，对于新哲学的潮流却无可奈何。1766年之后，伏尔泰为卢梭的支持者指责，因其散布谣言，他也数落英国人的不友好，偶尔哀叹人心不古，“现在的文人品性低劣，没有理智，难道他们不知道最重要的写作原则是主题与风格的统一？”[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