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诸将闻讯大为光火，遂致电北京政府，认为淞沪护军使所担负责任重大，不该由一个资历尚浅的旅长担任，要求北京政府重新考虑淞沪护军使的人选。而卢永祥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很快致电北京政府，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议即卸任浙江督军，继续回去担任淞沪护军使。为了缓和直皖矛盾，北京政府遂采取这种策略，首先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然后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以浙军的何丰林出任淞沪镇守使。这是徐世昌想破脑壳才想出来的办法，但这样一来，虽然淞沪镇守使仍然是皖系的人，但护军使不必受督军节制，镇守使则必须受督军节制，上海在江苏境内，何丰林就必须要受李纯的节制，这样一来，等于是将上海交到了李纯的手里。
不久，浙军第四师、第十师官兵又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收回裁撤淞沪护军使的命令。同时，何丰林亦致电李纯，“解铃系铃，全在吾师”，原来，何丰林和吴淞警备司令荣道一都是李纯的学生，荣道一随后亦致电李纯，“同人等群相诘责，无词应对，私心惴测，亦难索解，非中央欺吾师，即吾师欺学生”，帮着何丰林说话。李纯只好复电二人，表示“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无颜见弟，无颜见人”。其时北京政府仍然是安福系当权，直系的曹锟尚且难以做主，更何况是“长江三督”。但经过上海一事，反而让“长江三督”更加认清了形势，积极与曹锟、吴佩孚联络，更加巩固了新的直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