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情形与中国颇为不同，其货币及度量衡之制定权常属于拥有最高权力者，此拥有最高权力者，将此委诸其他政治权力者，然而未尝让与行会。西方的行会之强大权力的地位，几乎全在于政治的特权这一点。行会有好几种：第一种是城市行会，此为支配城市尤其是因经济利害关系而监理工业商业事宜的一种商人团体。它分为两种形式：（1）军事的团体（如当时的威尼斯、热那亚）；（2）城市以内商人的独立团体，是与手工业行会俱兴者。第二种行会的主要形式是作为租税单位的行会，它原为英国特有的现象。英国的行会因为从国王那里取得征税的职务（firma burgi），故获得了优越的势力。缴纳租税者乃得以成为会员，否则就是非会员，即不能经营商业，英国的行会借此便可获得统治城市的市民权。
关于西方行会之发展，若仔细分析之，可谓极为参差不齐。英国方面最占优势时为13世纪，接着内部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变革，直到14世纪时，又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凡欲留于行会内者，须放弃手工业的活动。同时，手工业者的行会内部，亦渐有商人抬头，与贫困的手工业者逐渐分化，形成所谓经营同会的具有完全资格之会员。然而趸卖商业与零售商业之分离，则在16世纪时尚未见到。只是当时对外商人的行会（即冒险商人）已获得成立的特许。当时英国立法，只许寻常会员进行一种商品的买卖，似乎想把限制手工业行会之法施诸商人行会。另外，当时英国议会虽然代表行会的利益，但国家权力恒在其上，故结果不能像德国那样。城市的力量超过农村，但地主及农村商人常可加入行会。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内，均有这样的发展。此处的行会完全保有其纯粹的地方色彩。自独立联盟对于执政制度获得胜利以来，其内部就发生了手工业者行会对商人行会的斗争。德国亦有类似于意大利的发展状况之蛛丝马迹可寻。其中一种为市长现象，这类人物起初是不为法律所认可的行会首长，其地位身份与意大利的人民领袖相当。在德意志北部的好多城市中，则有类似于英国的发展形式，商人的行会得以规定城市的经济政策。不过德意志中部若干古老的较富裕的大城市中，则有非正式支配城市的行会，例如科隆的大商人行会，曾资助对于大主教的革命，联合市民使他们宣誓与城市领主作对，因此能永久地支配城市市民和执有认可市民权。然而据德国常例，商人行会之存在以店主及裁缝匠为更占优势。这类店主相当于今日的零售商。将外国输入的布匹制成衣物而售于消费者的裁缝匠，在北方较小的城市中占据有力的地位。他们与纺织工人不断地争夺市场，结果往往他们获得胜利。不过在大城市中，贵族豪门以其特殊声望与地位仍居于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