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令人恶心的节奏或者说腔调，这种过于庸俗过于空洞就像是毛毯盖住一粪缸蛆虫的字句，这种穷酸，让陈白驹无名火起。他将稿子扔在旁边空着的红色椅面上。这种作者连起码的羞耻心都没有。散席时，他拉开范思哲皮包，将桌上的诺基亚VertuSignature手机、普拉达名片夹及固特齿牙线盒逐一收进去，西服挽在臂间，一切都收拾好。他反复看了几眼，甚至掸掸座椅，确定不曾遗留什么，才走掉。那份就像阳光照在冰面上一样、闪闪发光的文稿，就留在原地。小伙子看着它，想提醒他，然而又没有。最后小伙子悄声嘟囔：省得再花钱打印了（他得胜了，瞧，他都知道自己找台阶下去了）。陈白驹半举着一盒由西北翻译家胡宗锋带来的茶叶，用脚推开那门。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这一次呈现在小伙子稿子里的，却无一处不合适。那些花里胡哨、可笑、像骨刺撑起皮囊、合本逐末因而不值一提、当时想让陈白驹拎着对方的衣领叫对方滚的词汇或修辞，全部消失了，或者说，它们不是消失了，而是在一种新的、宽大的，又很严苛的秩序的安排下（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制定出的秩序），奇迹般地生还。你甚至能看见这些语词残废在获得新生后泪流满面的样子，它们在新的交响乐中显得极为驯顺、振奋，对创造者感恩怀德。陈白驹打开文稿，一看那开头，就被一种“准错不了”的评断冲动裹挟，虽说这么多年来，他对年轻人的东西早已形成刻板成见，充满不信任，有时还没看稿他就认为对方语言各色、情节支离、结构毫无心机、人物难以成立，要么就是思想还停留在幼儿园层面（大班）（他总是243对私交掏心窝子，评审工作无非就是从一伙侏儒里挑出那么几个不矮的），而年轻人也以自己的表现差不多百分之百地验证了他这一傲慢的论断。今天，他和这些来到尼侬家的同行，心态都是这样的，这样的状态是他们长年以来所积累的心态的一个写照。他们慢悠悠地拆开系在卷筒稿纸上的红丝带（真他妈搞得隆重啊，弄得跟国宴上拆茅台一样），好好舞动脑袋以缓解颈椎的压力，然后才拉开那总是止不住要蜷缩回去的全木浆A4稿纸。过去他们会貌似认真地看上好大一会儿，场面看起来很安静，静得能听见有人在吞痰，而其实他们的脑袋什么也不接受，只是草草记住几个词（当然能记住完整的一句话最好），好等下根据它们谈出作者目前所展现出的实力、水平、令人鼓舞的东西以及未来所拥有的希望及空间等。他们腹中藏着十几万套废话，他们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货制宜，精心地挑出一套来宣讲，保管立意又新又宏大然而从根本上讲又毫无所指，既适当地满足对方的虚荣，又避免使自己看起来像一名全无原则的吹鼓手。今天，情况有变（甚至可说是突变），至少是他，陈白驹，像中弹一样，死在了对方的第一句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