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前苏联档案解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表明，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即就共产国际所领导的世界革命而论，联合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其最大受惠者亦首先是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苏俄。但在当时联俄师俄的气氛下，国共两党几乎都不曾警觉苏俄援助中国革命背后所隐含的终极关怀，即或有所怀疑，亦出于党派当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策略性地加以运用。
当时中国知识界亲俄的风气亦相当盛。青年党指出：“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1925年，北方的《晨报》和《京报》副刊围绕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应该“联俄”还是应该“仇俄”，曾组织过一场大论辩。参与论辩的大都是高层次的知识人，意见则正反两分，主张“亲俄”与主张“仇俄”几乎难决胜负。当时，胡适的“许多朋友”也邀请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而胡适表示：“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亲俄”的多是年轻一辈的学生，“仇俄”的多是年长一些的学者。在胡适看来，“亲俄”与“仇俄”的两极化，双方均有“盲从”和“武断”的成分，而他似乎更同情于“亲俄”一方。国共两党的“亲俄”与青年党的“仇俄”，实际均是当时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两极化的反映。中国青年党反对与苏俄亲善，认为共产国际由苏俄发起，受苏俄操纵，以苏俄利益为中心，是苏俄借以称霸世界之利器。青年党还指责苏俄“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这些指责中，既有主观武断的成分，也具有一定的客观事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