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的“天朝无所不有”到近代的“西学中源”,从“天朝中心”到“中体”的不可动摇，整个清代的文化发展基本上保持一种“闭关自守”的定势。清初的“闭关政策”和近代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在文化发展趋向上，并无本质之别，只有程度之差。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大范围的整体闭关，另一个是封闭圈相对缩小了的闭关；一个是政策上的“闭关”,另一个是文化心理上的“闭关”。
成功的近代化应该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即对传统因素与对新生因素进行选择和整合，而这种选择和整合，必须建立在真正的全面开放的基础之上。“闭关主义”只能错失历史提供的充分选择的机遇。
清代以“禁教”与“防夷”为主导内容的“闭关政策”以及由此形成和强化了的“闭关主义”的历史影响，将是我们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
——《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①,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于这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这显然与基于“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同，区分了两种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特征。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各种利益、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而正是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发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