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最后一场平播州土司叛乱之战来说,这其实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杨应龙之所以会走上叛乱之路,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神宗的中央王朝平庸无能,官员各怀心思、倾轧明显。杨应龙事件发生的源头不过是土司家族势力内斗的小事,而贵州方面一直想方设法将事情挑大,不能不说有自私垂涎播州财富的成分,后来对杨应龙调查之后要求削减播州所辖土地,被削部分转给贵州管理,便坐实了贵州巡抚为私心争夺播州而利用朝廷改土归流的目的。川贵两地的官员相互倾轧、争权夺势,是导致杨应龙最终走上叛乱之路的推手力量之一,这一点,中央政府并没有认识到位。而杨应龙怒举反旗的导火索,则是重庆府的腐败,丧子之痛何其无辜,重庆府的表现无疑是明政府的一个腐败缩影,正是此时杨应龙才真的把反叛的决心下好。如果万历及其王朝政府能够再清醒明智一点,播州之役并不是必须发生,在诸多偶然和必然相互碰撞之下,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杨应龙,都走上了一条自损一千的不归路。
可是万历到底也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一个统治者总揽大局的眼光和远略,君王是天下权力最大的人,可一个合格的君主也是天下牺牲最多的人,万历不想牺牲,他心里更多的是他自己懒惰自私的本性。万历三大征,他没有百分之百怀着巩固边防的目的去战,尤其是后两场,还是带着一丝所谓“天朝上国”皇帝的傲慢炫耀的心理,不是很在乎过程是不是最合理,效果是不是最好,他更关心结果,试想一个几十年不愿迈出宫门一步的皇帝,两次登上城门欣赏处死战犯的场面,你不是脚疼得不能下床吗?你不是心悸头晕不能见人吗?砍人这么血腥的场合你倒是见得了啊?……所以,万历对于这场征战,竟放了乐趣在里面,他享受这种俯视败将的快感,他陶醉于这种几乎变态的成就感。万历能领导三大征胜利说明他很精明很有能力,可这并无法让他配得上一些研究者给他的“功过康乾”的评价,只能说明他对这个感兴趣愿意管了。我们客观理智地品读这个受争议颇大的皇帝,会发现事实才是最公允的评价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