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新兴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定发展。以社会学为例，一些重要的外国名著被译成中文。如李安宅译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1937）、德国学者孟汉的《知识社会学》（1944），吴泽林等译的《白季二氏社会学大纲》（1937），陶集勤译的《社会学原理》（1942）等。经济学在此期最大的译绩，要数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译完巨著《资本论》。该工作开始于1935年，1938年大功告成，同年分三卷出版。其他学科也有不少名著译成中文的，如潘光旦1946年译竣出版的英国名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就是极有学术价值、备受学人推崇的高质量译作。
自然科学方面，出于战争的需要，此期引进的主要是些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科技。很多有关工程、钢铁、军工、化工、生物、通信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的著作不断被翻译到国内，并在教学、生产和科研当中加以运用。如美国人鲁特的《工程数学》，美国人铁木生可、毛勒、普尔曼等人所编写的《工程力学》，夫赤楞的《工程画》等，均被译作大学教材。与此同时，盟国以及一些国际友人、民间组织采取多种渠道赞助中国的科学研究，扩大交流，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共同发展。抗战时期，国际科学交流主要在盟国之间进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频繁起来。其中，中美、中英科技交流尤多。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战，从抗战后期开始主要向中国输出技术，派遣战时中国最急需的公共卫生、水土、水利、电力、矿冶、机械等专业技术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生产建设，此外还赠送科学期刊、图书资料的缩微片，并将中国国内科学论文介绍到国外发表。中英之间的科学交流，主要是通过李约瑟领导的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实现的。该馆一方面为战时中国科学界提供极为难得的科学仪器、药品、图书资料等；另一方面则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科学界战时的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实际上，这些到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不仅带来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欧美人民的深厚情谊。